“如果中国想干掉你，两分钟内就能做到。”
曾经印度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之前在视察一家电视工厂时，面对从屏幕、灯珠、主板到生产设备的整套“中国制造”供应链，半是无奈半是自嘲地发出了这句感慨。
当时印度网络一片喧嚣，有人自嘲印度制造不过是“中国组装”，有人指责当权者政策失败。
这个场景精准地捕捉了一个长期困扰印度的现实，尽管莫迪政府高喊“印度制造”已十年，力图打造“世界工厂”，但该国工业核心与对华贸易逆差却愈发紧密。哪怕到了2026年，印度依旧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
时间线向后拉回，1962年那场边界战争的后果，深刻塑造了其后数十年的印度国家心理与发展路径。印方在东西两线溃败，其军队曾被评价为“不堪一击”，首都新德里一度陷入恐慌。
这场败仗的直接军事冲击很快过去，但更深层的战略转向暗流涌动。
战败严重动摇了尼赫鲁政府的威信及其力主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批评者质疑，耗费巨资的国防并未带来安全，重工业建设钱从何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趁机向陷入经济困境的印度推销“药方”，放弃代价高昂的重工业计划，转向鼓励私营经济、开放市场、吸引外资。
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虽未立即被全盘接受，但其影响力在印度精英阶层中悄然扎根。
这种发展思路的惯性，在1991年印度被迫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时达到高潮。国大党政府大规模推行国企私有化，本就脆弱的制造业基础再受打击。
与此同时，以塔塔集团为代表的财阀提出一条看似更“聪明”的捷径，跳过艰苦的实体制造业，利用英语人才优势直接承接全球软件服务外包。
这条路径在90年代美国互联网热潮的背景下极具诱惑力，印度政府也给予大量政策扶持。十余年间，班加罗尔成了“世界办公室”，软件产业成为国家名片。
然而，这条捷径让印度错过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东亚主导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链转移浪潮。当资本和技术从日韩流向中国时，印度正沉迷于“服务业立国”的幻梦。
等印度回过神来，全球制造业格局已定。
中国已建立起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体系，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全产业链怪物”。
经济上的无力感，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了复杂共振。
近年来，印度国内一种叙事逐渐升温，将产业无法自主归咎于“中国市场开放过度”，挤压了本土企业生存空间。
然而，市场逻辑比政治口号更顽固。
印度企业主的回应很现实，不买中国设备，生产线如何运转？发电机从哪来？电子产品元器件去哪找？转向其他国家采购的成本，政府并无力补贴。
边境问题上，历史记忆与当代博弈同样缠绕。之前冲突的遗产，除了战败的屈辱感，还有对北方邻居军事能力的深刻忌惮。
这种忌惮并未随时间消散，反而在双方国力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发酵为一种战略焦虑。印度军方和战略学界部分人士认为，必须通过显示强硬来维持“威慑”，防止“历史重演”。
但这些煽风点火，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今天的中国，拥有远比1962年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定力。
中方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展现了清醒与克制。
将经济困局简化为“中国打压”，或将边境问题工具化为刺激民族主义的“药引”，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
印度制造业的真正挑战，根植于其土地、劳工法改革滞后、基础设施不足、官僚体系效率低下以及内部市场割裂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雷声大雨点小，落地困难。不着力于修炼内功、改善营商环境和培育真正的技术生态，而试图通过制造外部矛盾来掩盖内部问题，无异于舍本逐末。
一方面怀着成为“有声有色大国”的强烈渴望，甚至不惜以1962年的“旧伤”作为动员符号；另一方面，在产业与经济的现实地基上，又不得不依靠那个被视为“对手”的国家的供应链来维系运转。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这道巨大鸿沟，仅靠自信和口号无法跨越。
当“世界工厂”的梦想仍主要停留在口号和视频里的自我调侃时，那句“两分钟内就能做到”的感叹，或许不只是对供应链的无奈，更是对某种难以扭转的实力差距与路径依赖的清醒认知。
大国博弈的棋盘上，最终的筹码永远是自身的硬实力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而非一时一地的煽情与转移视线。
印度的选择，将决定它是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一环，还是继续在“制造”与“组装”、“雄心”与“依赖”的摇摆中，寻找那个始终难以企及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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